《贷款通则》(96年版)第七条规定：“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依此规定，因贷款银行对借款不承担风险，在借款人不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时，往往怠于履行协助清收贷款的义务，导致委托人的贷款难以收回，因此产生的纠纷在近年商事审判实践中呈上升态势。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受当前经济形势影响，实体经济经营较为困难，企业将资金用于放贷牟利往往能产生较从事实体经营更丰厚的利润，但又苦于直接从事借贷业务仍受当前法律、金融法规及政策的限制，故不少非金融企业为了寻找资金投资渠道，就看上了委托贷款这种投资方式。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受信贷规模限制，本身的信贷资金有限，而从事委托贷款业务，不仅能收取手续费还不用承担风险，故银行业也乐于开展此类业务。三是企业之间直接资金拆借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借款合同项下的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也当属无效，相关的抵(质)押登记部门也不予办理相关的抵(质)押登记，这无疑增大了贷款人的资金风险。而在委托贷款业务中，由于名义上的贷款人为银行，办理相关的抵(质)押手续不存在法律和操作障碍，贷款人认为能够保障其资金安全。四是在当前民间资金相对富有的情况下，还大量存在以委托贷款方式变相从事民间融资的情景。
为依法妥善审理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件，防范民间资本披上“合法”外衣从事资金融通，有效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以下几个法律问题不容忽视：
一、委托贷款合同的效力认定
委托贷款合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双方协议的委托贷款和三方协议的委托贷款。双方协议的委托贷款由资金提供人(委托人)与银行(受托人)签订的委托合同及银行(受托人、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构成，委托人与受托人、贷款人与借款人的权利义务分别在两个合同中约定;三方协议的委托贷款则由一个合同构成：资金提供人(委托人)、银行(受托人、贷款人)与借款人的权利义务均在一个合同中约定。审判实践中，从事委托贷款的委托人多为非金融企业，借款人则多为难以从银行取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按现有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企业间的借贷合同属无效合同。由此引发了一个法律问题，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通过委托贷款形式向企业发放贷款是否就自然演变成有效合同了呢?有观点认为，《贷款通则》中规定委托人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但对委托人的主体身份并未作限制性规定，因此，应视为法律允许所有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均可以“委托人”的身份将资金委托银行办理委托贷款，委托贷款作为《贷款通则》规定的一种借贷模式，其合同形式不论是双方协议还是三方协议，均为委托人、受托人(贷款人)及借款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这类合同应作有效合同处理。这是当前审判实践中的主流观点。
但笔者认为，委托贷款合同是否为有效合同，应结合委托人的身份、资金来源及贷款用途等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审查，不宜仅依委托贷款合同的外衣就认定此类合同为有效合同。理由是：《贷款通则》中关于委托贷款的规定，只是对委托贷款的操作形式及特点进行了概括性地表述，并未对委托贷款这种方式的效力作出规定。《贷款通则》还规定了自营贷款，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自营贷款”合同均为有效合同。二者中的道理显而易见。如前所述，当前我国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框架仍不允许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事资金拆借业务。如果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披上委托贷款的外衣从事资金拆借业务获得允许，将动摇当前的民间借贷法律框架。委托贷款这种“过桥借款”虽然具备了合法的形式，但事实上却成了某些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逃避金融监管、违规从事民间借贷牟利的途径，明显属于规避法律的行为，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如果对委托贷款合同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不作区分，无视对委托贷款合同内容合法性的审查，就有可能因司法的错误引导进一步滋生民间借贷的乱象，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
二、委托贷款合同中担保权的行使
《中国人民银行对“关于委托贷款的担保问题的请示”的答复》(银条法[1991]14号)第二条规定，委托贷款一般不需要担保;有担保人的委托贷款与其他经济合同担保成立的要求一样，要有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签订正式的担保合同，其内容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文件的要求。现实生活中，商业性的委托贷款(区分政府部门发放的政策性资金贷款)合同中，为了减少资金回收风险，绝大多数会设定担保，并且多为物的担保。在委托贷款合同中，由于真正提供资金放贷的是委托人，银行只是名义上的贷款人，因此，委托贷款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应该是委托人对借款人所享有的债权，名义贷款人受托银行不享有债权，自然也不享有担保权。这时就涉及到另一个法律问题：在委托贷款合同中，设定受托银行为担保权人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委托人能否享有担保权?对此，分两种情况分析如下：
1、委托贷款合同有效。如果担保合同系担保人与委托人签订，且担保合同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且依法履行了相应的程序(如抵、质押登记)，担保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如果担保合同系受托银行与担保人签订，约定的担保权人为受托银行，或担保登记机关登记的担保权为受托银行时，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及委托人担保权的行使就值得商榷。根据《贷款通则》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批复，真正的债权人是委托人，名义贷款人受托银行对所发放的贷款并不享有债权。根据合同法及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担保权基于担保主债权的实现而存在，属于一项从权利。既然受托银行不享有债权，自然就不存在为实现其债权而设立的担保权，因此登记其名下的担保权因主债权不存在而不成立。此时，尽管委托人是真正的债权人，但因委托人未按担保法的规定与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及履行相应的手续，按照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不属于担保权人，自然也不得享有担保权。此时，委托人向担保人主张担保权缺乏法律依据。
2、委托贷款合同因被认定为规避法律而无效。委托贷款合同无效，因担保合同属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当属无效，委托人自然无法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三、委托人能否按合同法中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直接向借款人主张债权
不管是双方协议还是三方协议，均存在两个合同关系：委托人与受托银行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受托银行与借款人间的借贷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借款人不能按借款合同履行还款义务时，委托人不得直接向借款人主张债权，而应由受托银行主张，受托银行实行债权后转交委托人。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委托贷款合同纠纷因借款人不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受托银行又怠于履行协助义务而产生。这时，委托人如何主张权利?有观点认为，由于借款人由委托人确定，受托人系受委托人指示向借款人发放贷款，这就意味着借款人明知委托人与受托银行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因此，在借款人不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时，委托人可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和第三人”的规定，直接起诉借款人主张债权。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法复[1996]6号)中却规定，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意味着最高法院对委托贷款产生纠纷时的诉讼路径已有明确规定。因此，委托贷款合同产生的纠纷，原则上应按上述最高法院的批复进行审理，除非三方当事人在委托借款合同中特别约定委托人可以直接起诉借款人的除外。如《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作为建设银行拟定的标准制式合同，其第十二条的约定就属于这种例外情形，这时委托人直接起诉借款人具有合同依据，并不与最高法院的上述批复相冲突。
四、是否适用调解结案
在当前民商事审判领域，力争调解结案是人民法院的追求。但因委托贷款合同及相应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并不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而属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不仅要尊重当事人对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依法处分，还要加强对当事人调解协议内容的司法审查。不能将本属无效的委托贷款合同及项下的担保合同以调解书确认为有效，否则，不仅有违法律规定，还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毫无疑问，委托贷款合同纠纷适用调解，但调解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严格审查“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以及调解“自愿、合法”的原则，确保“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时，则应按照“当判则判，调判结合”原则依法及时处理，确保案件处理合法公正。
